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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图美工 这位全国重点马院博士生在双核《教学与研究》独作发文: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

发布日期:2024-07-30 09:08    点击次数:130

修图美工 这位全国重点马院博士生在双核《教学与研究》独作发文: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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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概念嬗变苏红豆摘要:从《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主体性革命,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把握到主体与客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关系,有效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分困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包含了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三个理论环节,形成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演进逻辑。其核心是借由对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相统一,进而打通了哲学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的理论关节,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主体向度和客观向度的辩证统一。关键词:马克思;主体性革命;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全面生产

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转向确立了主体在认识论领域内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优先地位,但由于将主客体关系仅仅理解为主体在抽象思维中把握客体,导致了主客体之间难以弥合的二元对立,这构成主体性哲学的理论困境。而马克思通过主体性革命,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把握到主客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关系,有效克服了主客体二分困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具体而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包含了“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和“全面生产”三个思想环节,形成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演进逻辑。

一、异化劳动与主体性革命的开端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构建了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重要内容,为主体性革命的展开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重构,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和奴隶的纯粹物质性劳动的整合,初步解决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体二分的理论难题。进而,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剖析中形成异化劳动理论,使得劳动概念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

在黑格尔之前,劳动通常被理解为消极的、贬义的、非人的活动,并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地位。例如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中所讨论的理论、实践、制作都是自由民的活动,而奴隶迫于生存必然性从事的劳动则是不被讨论的。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劳动也同样被理解为原罪的惩罚,是消极的、非人的活动。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劳动的现实地位和理论地位逐渐提升: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被解释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在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中修图美工,劳动则首次被把握为精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部分,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作为主体,能够外化、对象化、异化自身,从而实现自我生成、自我创造、自我确证。而奴隶的劳动(即“物的陶冶”)只是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中介环节,劳动确证了自我意识具有外化自身和设定物性的能动性。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中所包含的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以及黑格尔将劳动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理论尝试。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205、163、205页。'>1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黑格尔的语境下,奴隶的物质性劳动和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奴隶的物质性劳动仅仅构成自我意识精神活动的中介,只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才能生成人的本质,确证人的主体性。对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2)。与黑格尔的包含自我意识原则的精神劳动和国民经济学家的纯粹物质性的劳动相区别,马克思试图在劳动概念中实现对精神活动和物质劳动的整合。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过程既是改造外物、生产产品的物质过程,也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生成和确证过程。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 只有通过真正地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将自身对象化和外化到自然界中,人才能不断生成自己的本质,确证自己的主体能动性,确证自己的现实存在。

进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非现实性,并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来剖析市民社会的现实劳动,使得劳动概念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他指出,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4)。而要把握劳动的消极方面,需要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特定现实,考察个体的自由自主活动如何受到感性物质条件的制约而展开为现实的、具体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劳动概念具有两个基本面向:其一是劳动的本质规定,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活动和自主活动;其二是劳动的现实展开,即市民社会中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状态。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劳动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奴隶状态,其中人的自主自由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仅仅作为工人,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存在,无法在劳动中实现和确证自身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根源理解为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进而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理解为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和对人性的完全复归。

综上所述,借由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形成了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二分问题的初步思路。这一时期马克思尚处于思想实验时期,他试图借助费尔巴哈人本学、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来剖析市民社会,但所形成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路径和异化劳动理论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和缺陷。原因在于,异化劳动概念虽然揭示了工人所遭遇的非人处境,但本身包含了先验预设的成分,即以“自由自主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这使得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并不足以有效解释市民社会中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如何克服。因而,他只能借助概念的逻辑演化,即“作为类本质的劳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异化劳动的扬弃)”这一抽象逻辑将现实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自觉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255页。'>2 而要彻底克服异化劳动概念的内在理论缺陷,必须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路向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剥离。在接下来从异化劳动概念上升到感性实践概念的过程中,这一理论工作得以完成。

在线美工二、感性实践与主体性革命的枢纽

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来批判市民社会,而在随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从异化劳动概念上升到感性实践概念,确立起感性对象性原则,把握到主客体之间的交互统一关系,并初步实现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可以说,感性实践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革命的重要枢纽,具有承上启下的理论功能。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为中介,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自我意识原则进行理论改造,为感性实践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在劳动概念中把握到“能动的对象化活动”这一重要原则,他指出:“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3 但由于将“能动的对象化活动”的主体理解为抽象的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而不是现实的人,所以黑格尔所理解的“能动的对象化活动”也仅仅是纯粹精神领域内的运思过程修图美工,而不是现实的活动。因此,借助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进行了批判和改造,用感性的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主体。但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黑格尔的自我异化逻辑框架纠缠在一起,具有不彻底性。

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具有更高抽象性的感性实践概念,从感性对象性原则出发,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进行了彻底扬弃,确立了不同于认知主体的实践主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将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注入实践概念的内核,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双重批判。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544、525页。'>4 在第五、六、七、九条中,马克思进一步从感性实践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式思维方式,指出费尔巴哈将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而非感性实践;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抽象物,而非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理解为抽象的个人,而非从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存在。因此,直观的唯物主义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继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八条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确立了实践相对于理论而言的优先性和基础性,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理论与实践二分的问题。在第三条中,马克思则论述了实践的展开条件,即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这样,马克思从本质、原则、与理论的关系、现实展开条件等多重维度完成了对感性实践的系统论述。透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感性实践蕴含着一种新的关系性思维方式,其实质是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原则来把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双重缺陷的克服,以及对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主客体二分困境的解决,具有深刻的革命性质。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感性实践概念的同时,所完成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工作是对实践概念进行初步的“劳动—生产”化重构,通过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优先性原则相统一,开创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对实践概念的初步“劳动—生产”化重构,在于对劳动、实践和生产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结构化处理。其中,实践始终作为劳动和生产的上位概念出现,相对而言更具一般性和抽象性。实践概念在广义上包含一切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既包括劳动和生产,也包括伦理活动、政治活动、革命活动等。而在一切实践活动中,劳动与生产始终构成实践的基础,相对于其他实践活动而言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借由更高一级的感性实践概念,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性原则得以融合、贯通和统一起来。但无论是对主体能动性的讨论,还是对客体物质性的言说,都必须以主客体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的交互统一关系为前提。因此,感性实践概念中所包含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始终构成理解主客体问题的统领性原则。经由初步“劳动—生产”化的实践概念,北京temu详情页设计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为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基础,构成新历史观的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 。同时它也规定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前提和对象。历史科学既不像经验主义者,将历史理解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将历史理解为受抽象观念的支配;而是将历史理解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 和他们的能动的、现实的生活和活动过程,并以此为研究前提和对象。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演进主要包括了三个重要环节。其一是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改造,批判性综合和改造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其二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将异化劳动概念上升为感性实践概念,确立了感性对象性原则,实现对传统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双重缺陷的克服和主客体二分困境的解答。其三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初步“劳动—生产”化重构,实现了自我意识原则和物质优先性原则的辩证统一。由此,感性实践概念的确立为主体性革命的最终完成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打通了理论关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枢纽意义。

三、全面生产与主体性革命的完成

虽然马克思从感性实践概念出发,初步完成了由认知主体到实践主体的根本转向,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客二分困境。然而实践概念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抽象概念,只有将之进一步现实化和具体化为全面生产概念,才能从哲学批判通向社会历史批判。也正是通过全面生产概念,马克思以物质优先性原则为主客体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彻底完成了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在这个意义上,从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构成了主体性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标志着科学实践观的最终确立。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中包含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即实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这条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接续和演进体现为全面生产概念的逻辑展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生产继异化劳动和感性实践之后,进一步上升为主体性革命的核心范畴。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从人本学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提出人应该要有区别于动物的全面生产。他指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541-542页。'>5 这里的全面生产指的是人作为类,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对生产的全面性形成了新的理解和论述。他指出:“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1)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论重构,一方面充分吸收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资源,包括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舒尔茨的“生产”“生产力”概念和赫兹的“生产”“交往”“共同活动”等概念,因而内在的包含了物质优先性原则;另一方面又承接了主体性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实践概念中接续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由此形成具有全面性的生产概念。这一理论重构的实质,是在感性对象性和物质优先性两大原则的推动下,将人本学意义上作为“应当”的生产的全面性(universally, 德文为universell)具体化为现实历史进程中的生产的全面性(all-sided, 德文为allseitige)。这种生产的全面性既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展开,获得丰富的现实内涵。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生命的生产、生产方式和意识构成人类历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五种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学过程。(12)侯衍社:《人类历史发生学探究与历史观根本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6 由此可见,生产的全面性首先体现为人对自身物质生活、社会关系、精神意识的生产,以及实现生产结果的代际延续。随着五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得以深化,人类历史从民族性地域性的狭隘状态转向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产作为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的世界历史性活动,其全面性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系统批判中,确立了与“类”和“自我意识”相区别的“现实的人”作为全面生产的主体,并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出发正面阐述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以直观的方式,而不是从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他没有将感性世界理解为历史的产物,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创造、生产才是感性世界的基础,对现实的人也仅仅从抽象的类的层面予以把握。因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519、520、544、579、541、541页。'>7 而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则在于从意识出发,用宗教幻想代替了现实生产,将精神、思想、观念理解为支配历史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马克思揭示了这种历史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批判了其狭隘性,并指出新的历史观在于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和观念:“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②

继而,马克思建构起包含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在内的概念体系,从物质优先性原则出发,具体论述全面生产的客观物质条件,并以此来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首先,马克思通过特定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的本质。他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③其次,马克思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出发来理解整个人类历史。他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④④这样,马克思在坚持物质性与精神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了物质生产相对于精神生产而言的基始性。最后,马克思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构成这一时期个人之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的现实基础,并指出:“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⑤⑤而如何扬弃这种片面性,正是全面生产的现实旨趣所在。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全面生产概念重新讨论了市民社会中劳动者的异化状态、个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等重要问题。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异化和共产主义的讨论主要是在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当时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还包含有先验预设的成分,将劳动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主的活动和人的类本质,而将现实的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异化劳动的扬弃。而经由感性实践和全面生产这两个主体性革命环节,马克思已然实现了对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彻底剥离,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和黑格尔自我意识原则的彻底扬弃和超越。此时,他关于劳动、异化和共产主义的讨论都建立在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地平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接将原来的“异化劳动”视为现实中劳动的主要类型,提出了“消灭劳动”的主张。(14)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8 马克思也不再借助“前异化——异化——扬弃异化”的先验逻辑框架,而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的全面性来理解人的异化、个人解放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⑦⑦,“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⑧⑧。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市场的形成,个人受到日益扩大的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当世界性的生产和交往不断深化,“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2页。'>9。在从异化劳动抽象为感性实践,进而具体化为全面生产的理论进程中,马克思对全面生产的主体的理解从实现了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个人上升为摆脱了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个人,并认为这些现实的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中,将自觉联合为无产阶级,成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世界市场中支配和统治着人们的异己力量的自觉控制和驾驭,是在克服了分工及其片面性的基础上,使人的活动具有现实的丰富性和自由度,从而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普遍的人的解放。这样,全面生产的现实旨趣也呈现出来了。

总体来看,从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是马克思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的全面提升。在全面生产环节,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系统批判,彻底实现了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转向,并从全面生产这一新的理论境遇出发,对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最终完成了主体性革命,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结 语

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完成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一体两面的过程。主体性革命的完成既是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接续、推进和转化;也是在扬弃传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确立起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也意味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一开始就内在的包含了主体向度。然而,对这一主体向度的理解,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形成了诸多争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了理解视角的片面化和割裂性。例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人道主义说”,仅仅立足于《巴黎手稿》和异化劳动理论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认识论断裂说”,认为从以“劳动”为核心范畴的《巴黎手稿》时期到以“生产”为核心范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断裂,则是忽视了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术语递进中马克思思想的承继性和发展性。而国内的实践唯物主义路向,通过将实践概念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弘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性精神,促进了理论和现实的双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仅仅从实践概念出发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主体向度也遭遇到困难。

因此,要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体向度,就必须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视域,将对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理解落实到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全面生产这三个重要的理论环节。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所实行的主体性革命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思想过程,其中包含了丰富且复杂的思想成分和理论框架。近代主体性哲学最根本的理论缺陷,在于从认识领域而非实践领域来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是对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抽象表征,进而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认识论问题,无法实现主客体问题与现代社会问题的贯通。而马克思主体性革命的核心,恰恰在于以“实践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以实践关系而非认识关系来把握主客体关系,取消了抽象的绝对主体,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在实践中的交互生成,从而有效克服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困境。更重要的是,借由对实践概念的“劳动—生产”化重构,马克思将劳动概念中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生产概念中的物质性原则统一起来,打通了哲学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的理论关节,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主体向度和客观向度的辩证统一,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向。

注释1(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205、163、205页。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255页。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4(7)(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544、525页。5(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541-542页。6(12)侯衍社:《人类历史发生学探究与历史观根本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7(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519、520、544、579、541、541页。8(14)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9(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42页。

作者简介:苏红豆修图美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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